教会历史系列二十
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观念的差异
回顾
上次讲到宗教改革时期的一支异端——重洗派，他们从瑞士的苏黎世发源，其中有极端的和温和的。极端的甚至到后来起义攻占城市，被灭后极端就比较少了，温和的占主流，但大部分还是异端，到后期开始慢慢在核心信仰上归回正统。他们对圣经的解读以及对教义实践无不受唯独圣经的影响，问题是他们理解的唯独圣经并不是路德加尔文等主流改革家所知的唯独圣经。这也是他们乱来最主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来看宗教改革时期，对于圣经观念的差异。
引言
在宗教改革时路德提出了四大唯独，分别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加尔文则加上了唯独上帝的荣耀。在这五大唯独中，最受争议或者说最最重要的是唯独圣经。因为唯独圣经决定了我们怎么解释圣经，怎么解释其他教义，实践其他教义。这也成了宗教改革时期争论最激烈的焦点，然而我们从历史中看见，这条也是最受误解的一条，直到今天国内教会还有很人是用错误的方式理解唯独圣经。
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内部，有不少肢体以“唯独圣经”的名义，强调只读“圣经”，而排斥一切的传统（包括信经、信条等）。然而，这真的是改教家们所提出的“唯独圣经”的意思吗？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的角度，看改教家们是在什么背景，从什么意义上提出这一重要教义的。
一、回归圣经的背景
17世纪英格兰新教神学家奇林沃斯总结了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圣经的态度：“圣经，容我再说，唯独圣经才是新教徒的信仰。”美国当代福音派神学家蒂莫西•乔治也说，“宗教改革正是关于书籍，以及那本书的一场运动。”
中世纪人们使用的圣经是哲罗姆（耶柔米）翻译的拉丁文武加大（Vulgate，意即“通用”）译本。当时还有一些地方语言译本，如威克里夫派的译本，但都是从武加大译本翻译过来。当时的教会只允许使用拉丁文圣经，宗教仪式采用的也是拉丁文。那时候拉丁文是神学语言，平民是不懂拉丁文的，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神职人员能读圣经，而许多神职人员甚至不读圣经。马丁•路德说：“我20岁的时候还没有见过圣经。……终于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圣经，我把它带进了修道院。我开始读了又读，对此施道比茨先生十分惊讶。” 门诺做了神父两年还没有读过圣经，两年以后才通过教会的仪式，熟悉某些经文。人们对圣经的了解仅限于仪式中诵读的片段。可以这样说，中世纪的信徒对圣经的无知极其普遍。在今天任何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读圣经，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发起了一场古典研究运动。他们提出要回到本源，这些本源除了希腊、罗马的异教经典外，还有早期教父的著作和圣经。在回归本源的过程中，人文主义代表学者伊拉斯谟发现了新约希腊文圣经。对照希腊文圣经，他发现武加大拉丁文圣经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repent）！”（太4:17）被译成“天国近了，你们要行悔改礼（do penance）！因此他出版了原文圣经，并编辑了许多早期教父著作。人文主义者回到本源的运动使路德受益匪浅，他不仅看到了圣经译本的重要性，更加看到了普及圣经的重要性。他希望人人都能读到圣经，为了使学者、僧侣、庄稼汉、挤奶女工都能读到圣经，他亲自动手翻译德文圣经。
唯独圣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印刷术！正因为印刷术的发明与大范围使用，使得圣经可以人手一本，否则几万人读一本圣经，你上哪里去唯独圣经。
二、传统形成的原因与传统的差异化
说到唯独圣经，我们对早期教会在这方面的解释有个很大的困难，从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使徒口传的传统是早于成文的圣经。之前的教会历史我们学过，新约圣经的目录是在主后398年迦太基会议才确定下来的，之前并没有完整的新约圣经。也就是说，福音最初并不是文本，而是讲述基督道成肉身故事的口传消息，上帝之道的传讲远早于对道的见证被写成文字。早期的这些信徒，他们手上并没有完整的新约目录，他们的信仰是依靠使徒口传下来的传统来进行持守，同时也是依靠传统来解释手头已经确认的正典书卷。换句话说，传统和圣经两者在初期教会是不可分割的，而这也成了早期教会确定正典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将唯独圣经理解为只要圣经不要传统，这本身是错误的。在初期教会，我们知道有太多太多的异端，常常是引用圣经来传讲他们的异端思想，问题的焦点在于：同样一本圣经，谁的解释才是权威才是正确的？当亚流主义解读圣经说父比子大，子是次等的神时，因此要正确解释圣经，必须要用圣经以外的名词来解释圣经，这也是后来几次大公会议的做法。
对于早期教父，和教会总体的教导而言，传统是以口头和鲜活的形式所保存的使徒教导，所有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教义也同样保存在传统中。换句话说，传统是圣经的鲜活模式，圣经与传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帖后2:15）：传统更加清楚的阐述圣经的教导，防止圣经被强解、错解（彼后3:16）；圣经则监督传统的传承，防止因为人意而走向错谬（加1:6-9）。对于早期教父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经外传统”——所谓圣经所没有启示，而借着口传秘密的流传下来的。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教师”的恩赐特别与这一传统的传承有关。在初期教会，“教师”的主要职分是留心学习、记忆、背诵使徒所传承下来的口传（常常是以“信仰准则”的形式，提后2:2），并用于教会教导（尤其是受洗前的学习，通常会长达三年）。而“牧师”则是通过圣经的传讲和圣礼的施行，用于牧养信徒的生命（这不是说“教师”就不学习圣经，而是强调他们的重点工作，是保证传统的有效传承）。这一模式直到圣经正典化最终完成之后，才逐渐改变。由此形成了传统1：传统本身并不是圣经外的另一个权威，而是有效的解释圣经，捍卫圣经的正确理解；传统具有权威，但这一权威是圣经权威的延伸。
然而，在这过程中一种新的对传统的理解逐渐产生。在东方教会，首先是Basil（教父巴西尔）提出；在西方教会，则是奥古斯丁推动。Basil明确提出：基督徒应当对教会书面和口头的传统有相同敬重和顺服，无论是记载在圣经中的，还是从使徒透过使徒统绪（即使徒所教导）传下来秘密的口传。在这一问题上，奥古斯丁给出了前后矛盾的教导。一方面，他不断的强调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又持有与Basil同样的观点（这也导致后来宗教改革时，改教双方都在诉诸于奥古斯丁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由此，形成了传统2A: 传统是独立于圣经之外的自足权威，同样来自于使徒的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此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教会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两种传统之间彼此的对立和矛盾，反而是同时接受和相信，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大格利高里的著作中（他一方面非常强调圣经的权威，写了不少很有影响力的圣经注释；另一方面，又将一些没有圣经证据的传统教义化，如炼狱的教义）。不过，在十四世纪之前，传统1仍然是教会的主流观点，而传统2A只是一个偶尔的补充。
然而，进入十四世纪后，随着神学讨论的深入，传统2A被越来越多的神学家所接受。实际上，一些“唯名论”神学家在传统2A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传统2B：传统不仅仅是来自于使徒，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中，圣灵不断赐给教会新的启示，产生新的传统。
（尤其见于圣餐“变质说”的讨论，因为早期教会根本就没有任何“变质说”的传统。当然围绕着传统2B，“教皇主义者”和“大会主义者”也有不同理解，这一新的启示由谁来确认。前者认为是教皇，后者认为是普世大公会议，Gabriel Biel则走中间路线，他认为应当由大公会议讨论决定，再由教皇确认）。
这一新的理解，首先出现在Occam（奥卡姆）和d'Ailly的著作中。不过，这些“唯名论”神学家也与奥古斯丁一样，给出了前后矛盾的教导：他们一方面非常强调圣经自身的绝对权威、自足性及必要性，这一强调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唯实论”者，这对马丁路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暗示经外传统，甚至新的传统的必要性。
Gabriel Biel认为：教会的权威，究其本质而言高于圣经。圣经和传统具有绝对的权威，但这一权威是教会权威的体现，是由教会从圣灵接受，并由教会赋予。换言之，教会是神圣启示的中介。
中世纪神学后期的发展，正是宗教改革“唯独圣经”争论的背景。改教家们绝对不是要否定传统，而是要强调只有圣经才具有唯一、绝对的权威。教会绝对不是神圣启示的中介，教会也没有权柄去赋予圣经权威，教会只是认出圣经本身自有的权威，并完全顺服之。改教家们是要重新使教会回到传统1，他们非常强调教父文献、信经信条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是要阐释、维护圣经的权威，而不是相反。实际上，那种“只读圣经，不了解其他传统”的看法，是来自于激进的“重洗派”，他们提出了传统0：每一个基督徒必须以全新的眼光来读圣经，拒绝任何传统的影响。
实际上，正是这种“只读圣经”的思想，导致“重洗派”中大量异端教义或全新教义的出现，这种完全割裂圣灵在历时历代对教会教导的保守的做法，本身正是使徒们所坚决反对的（彼后3:16；提后2:2）。
传统1：传统本身并不是圣经外的另一个权威，而是有效的解释圣经，捍卫圣经的正确理解；传统具有权威，但这一权威是圣经权威的延伸。
以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主流改教家接受对圣经的许多传统解释，视教父为圣经的可靠诠释者。他们认为，传统乃是解释圣经的传统方式。不成文的传统诠释和概述福音的信息。合乎圣经的传统所呈现的内容，是对圣经内容的诠释和解说，并不包含圣经之外的新内容。
传统2A: 传统是独立于圣经之外的自足权威，同样来自于使徒的传承。
传统2B：传统不仅仅是来自于使徒，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中，圣灵不断赐给教会新的启示，产生新的传统。
天主教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所表达的立场。天特会议认为，信仰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不成文的教会传统。圣经以外的不成文传统与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也是无误的传统。罗马天主教才是诠释圣经和传统的权威。
传统0：每一个基督徒必须以全新的眼光来读圣经，拒绝任何传统的影响。
重洗派漠视任何解释圣经的传统，但重洗派比较复杂，有非常极端的，有比较温和的，整体来说，重洗派对传统都秉持全盘否定、抛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传统是人的东西，只有成文的圣经才是无误的传统。
三、唯独圣经与只有圣经
“唯独圣经”的概念是由被称为“宗教改革先驱”的威克里夫提出来的。他认为圣经的真理是人无法完全把握和诠释的，因此教皇不可能无误地解释圣经，这在哲学上也不能成立。我们只能用圣经去规范其它事物，而不是用其它事物来规范圣经。路德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唯独圣经”的教义变成宗教改革时期的口号，成了人人都知道的教义。路德把圣经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本人是圣经学的博士，在圣经的研究和传讲上花了大量的功夫。然而，路德在修道会里也阅读了大量的奥古斯丁著作，受到奥古斯丁很大的影响。他自己也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否定教会的传统。整体而言，他仍接受早期大公会议的传统，他认为所有传统的权威是从属于圣经的权威。
主流改教家中集大成者是加尔文，他最伟大的贡献是把改教时期教义上的洞见，用非常系统、明晰的方式阐明出来，而且应用在现实之中。他把教会建立在“唯独圣经”的基础上，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圣经的权威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教会。天主教认为，虽然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但判定哪些书籍是使徒和先知的作品，却是出自教会的权威。加尔文反驳道，虽然教会接受也认定圣经的可靠性，但这并不表示在教会认定之前，圣经是不可靠的。如果先知和使徒的教导是教会的根基，那在未有教会之前，教导就已拥有权威。圣经本身具有自证性，圣灵也能在信徒的心中印证神的话语是真实无误的。加尔文对于圣经权威的高举并非只是在理论上，更体现在他实践中。他写作的《基督教要义》目的就是帮助人研读圣经。加尔文深信，《基督教要义》“可以成为所有神的儿女打开正确理解圣经之门的一把钥匙”。他一方面为读者提供理解圣经的教义框架，另一方面又撰写了大量的圣经注释。他还沿袭了慈运理的传统，一卷一卷地进行释经讲道。同时，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一样，并没有否定教会的传统。相反，他常常诉诸教父的见证。在《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大量引述了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和伯尔纳的著作。加尔文总体上肯定教父思想的权威，但是他也意识到教父的思想会有错误，而且彼此间也有很多差异。面对敌手的攻击，加尔文说：“若争议要以教父的权威来确定，那么，谦逊地说，我们十有八九会得胜。这些教父写过许多充满智慧的出色作品。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也犯了常人所犯的错误。”因此，教父的权威要服从圣经的权威。
主流改教家都高举圣经的权威，坚持“唯独圣经”的原则。但诚如蒂莫西•乔治所言：“‘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并不是‘只有圣经’（nuda scriptura）。这从来不是一个要圣经还是要传统，要圣经还是要教会的简单问题。”改教家所抛弃的是偏离圣经的错误传统，“他们只是将集体判定恢复至原本的地位上，通过诉诸教父时代的集体判断，攻击中世纪在教义上的堕落”。主流改教家一方面要反对天主教“传统2”的立场，另一方面反对重洗派“传统0”的立场。重洗派指责主流改教家不彻底，在运用圣经的时候常常诉诸人的传统。他们尊崇圣经，认为应该把所有传统统统砍掉。重洗派中有比较温和的，也有十分极端的。重洗派的主要代表门诺相对温和，他被称为最圣经化的一位。他主张回到圣经，抛弃人的传统，将“唯独圣经”的原则贯彻到底。极端重洗派有两个代表人物，闵采尔和史克斐。他们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圣灵的引导下自行解释圣经。弗兰克认为：“圣经是一本由七封印着的书，除非人拥有大卫的钥匙，就是圣灵的光照，否则无法打开。”弗兰克开启了个人主义解经的道路，把个人私下的判断置于教会整体的判断之上。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缺乏圣经依据而被否定。弗兰克对于教父的地位完全否定：“愚蠢的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格列高利——他们连一个也不认识主，故此愿上帝帮助我，他们也不是上帝差来做教导的。相反，他们全是敌基督的使徒。”重洗派简单化地按字面解释圣经，教导人完全按照圣经来做。旧约里有多妻制，他们也实行多妻制。以赛亚书中有先知赤裸身子，他们也学习先知的样子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裸奔。主耶稣讲到你们听到的要从房顶上宣扬出来，他们就爬到屋顶上去讲道。
这种抛弃传统的个人主义理解圣经的方式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用诗人德莱顿的话说：“圣经由于被置于每一庸俗人的手中，而每个人都自以为最能明白，公众的规则成了公众的猎物，并任凭暴民的处置。” 1525年德国农民暴动使路德相信，个别信徒（如当时的日耳曼农民）根本没有能力解释圣经。1528年路德到教区视察的时候，发现百姓道德沦丧，对于真理极其无知。路德随后编写了《小教理问答》和《大教理问答》来帮助他们认识和实践基督教信仰。
约翰•莱斯说：“新教徒总是很容易略过基督教许多世纪的历史，认为无须前人的帮助或者说阻碍，可以自己解读圣经。其实那些拒绝从教会传统的角度来解读圣经的人总是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解读圣经。”中国教会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对待传统的态度大体上偏向于重洗派“传统0”的倾向。这种倾向反对一切传统，认为传统是属人的遗传，主张我们应该直接回到使徒时代，仿佛神在历史中睡着了，毫无作为。他们中间甚至有人认为，连大公教会所确立的信经，如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西顿信经，都是西方人理解的基督教教义，未必是圣经的真理。粱家麟在谈到中国农村教会的危机时指出，中国农村教会具有很强的复原主义和灵恩色彩。他还说：“中国式的基要主义不仅是要保存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更是主张只保存这些教义；它的重点不在于指明某些道理不可弃，而是除了这些道理以外，所有关乎基督教的传统皆可抛弃。
其实，圣经上许多的真理，我们透过研读、学习是可以明白的，但是由于我们藐视传统，抬高个人凭自己可以把握圣经真理的能力，结果必然导致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偏差。中国教会若要持守正统的信仰，就必须考察神在历世历代的作为，重拾大公教会的传统。我们一方面要持守“唯独圣经”的原则，存一颗敬畏的心，靠着圣灵的引导研读神的话语，在生活中遵从神的话语；另一方面，我们不要把“唯独圣经”化约为“只有圣经”，而要继承大公教会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神学遗产，以此来丰富我们的信仰。
资料来源：
游冠辉博士——《唯独圣经”与“只有圣经”——从宗教改革的角度看圣经与传统的关系》，网络资料
江上数青峰新浪博客——如何理解宗教改革所强调的“唯独圣经”？
《重拾教父传统》——早期教会中的唯独圣经 D.H.威廉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