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论系列十
中文圣经的由来
引言
今天我们手上用的这本圣经是和合本，这本也是中国人使用最多的圣经译本，没有之一。但是这本圣经怎么来的，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这段历史我们要了解一下，明白神的恩典是何等浩大，这些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宣教士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生命，作馨香的祭献给神的。
第一位来华的新教宣教士是马礼逊（1782-1834），于1807年9月5日到他所属的东印度公司上班，一位在澳门的职员查墨斯劝告他说：
马礼逊先生，我衷心的希望你会成功，但是你要在此地居留极为困难，在欧洲的人们不会了解这些。天主教士与主教很快就会知道你的企图，并且要求总督打发你走，但你明白中国人被禁止教外国人中文，否则处死，因此只能偷偷地做，唯一的办法是找那些学过拉丁文的天主教徒帮忙。
从新教来中国宣教的第一天开始，我们领受的福音是建立在宣教士的使命上，他们彻底牺牲自己，为要翻译和传扬圣经。此后还有无数的国内外的传道者，前仆后继的将宝贵的圣经，一代代传到你我的手中。
近年在学者的努力下，对中文圣经的翻译和流传的历史有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多半集中在学术层面的讨论上。对一般的信徒，甚至牧者，大都对现在手中的圣经来历不太了解，所以有必要讲解这方面的历史。
1.古代的中文圣经
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个问题很难有准确的回答，有传说指出最早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是主耶稣的门徒巴多罗买和多马，如果是真的话，大概在东汉光武帝和明帝的时期（第一世纪40-70年代）。但是真正有史料记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可的是唐朝时的景教，才是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1625年于西安城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我们可以知道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阿罗本从叙利亚传入中国，并得到唐太宗的礼待，碑文上记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这是因为唐代将全国分为十道，按照碑文的记载，当时景教在全国都有堂点。
在碑文上还有一段记载，说“圆二十四圣有说之旧法，经留二十七部”。这里的二十四圣旧法可能指的是旧约24卷，因为犹太人是这么划分的，而经留二十七部很可能指新约27卷。但是景教的问题是过于本土化，导致后来唐武宗灭佛时认为景教也是佛教的一支，顺手给灭了。
无论如何，景教在唐代传播约150年期间（635年至781年），传教士很可能已经将圣经翻译成汉文，但是现今，景教的原始资料已经失传，它的译者、翻译目的、翻译原则和翻译对象，都无法考证了。
四百多年后的马可波罗（1254-1324）的记载中，里面提到中国还有景教的圣堂，传道僧侣，甚至还有自己的圣经（很可能是蒙文的圣经），连元世祖忽必烈曾经托传教士写信给西方大公教会的罗马教宗，要求派遣百名传教士过来传教。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出，发展信徒是非常容易的。由此可见景教在当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不足百年元被明灭。明朝初期禁教的政策下，景教在中国也随之销声匿迹，有关的经卷也没有留下存于后世。
不过最近一百年有新的发现，20世纪初有人在敦煌莫高窟发现6件古叙利亚文的文物以及一件画幡，上面的内容经研究翻译是诗篇的内容，还有部分保罗的书信和福音书内容，年代大概在元中后期左右，说明景教在西域还是流传了很久才逐渐消亡的。
2.天主教的中文圣经
天主教的中文圣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是一个很难得到确定结论的问题。1294年元朝时期，罗马教宗（确切的说应该叫西方大公教会）尼古拉四世派意大利方济会传教士孟高维诺来华传教，在华十六年后，孟高维诺写信说：
我熟悉鞑靼人日用的语言和文字（应该是指蒙古文），而且我已经以这种语言来翻译整部新约圣经与诗篇，是以最优美的书法抄写的。
这部中文圣经与景教的经书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页，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经文的内容。
到后来利玛窦（1552-1610）从1581年来华，时间在明朝万历年间，凭着他的语言才华、地理和科学的知识，并传教的热心和智慧。得到了皇帝和大臣们的礼遇，并开始出版包括传教资料的几百分书刊。后又有传教士白日陞（1662-1707），根据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将新约绝大部分翻译成中文，但却没有发行，白日陞的一份抄本辗转流入大英博物馆，而流存于世。随后的三百年，天主教的传教士都有人尝试将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但真正整本天主教中文圣经的面世是1968年在雷永神父的推动下，由香港思高学会出版，又在1999年香港天主教翻译了由法籍于贺神父编写的，用来辅助信徒读经的牧灵圣经。也就是说，从利玛窦来华到天主教中文圣经出版，前后差不多4百年的时间。相对于新教，首位宣教士马礼逊来华后16年，就完成这个工作，天主教翻译圣经的进程显然慢了很多。
有一点比较奇怪，天主教人才辈出的情况下，翻译圣经的事竟然拖了这么久。关于这点有两位学者如此点评：
A天主教教廷害怕信徒拥有圣经
来中国宣教的天主教宣教士多次想把圣经翻译为中文，都遭到教廷或有经验的宣教士劝告，这是危险的工作。危险的意思，可能是指中国信徒灵命不成熟，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阅读圣经，可能会得出天主教不愿意看到的解释。所以翻译圣经的事一推再推，宁可出版要理问答、弥撒礼仪和信仰小册子来代替，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信徒的信仰。
B天主教宣教士害怕得罪中国的君臣
从利玛窦来华开始，天主教的宣教士都很小心避开一些会得罪中国君臣和人民的教义，特别是关于祭祖、敬天、祭孔等问题。假设他们把所有的经文展示在中国人面前，可以预期中国的君臣是无法接受的，这个推论在康熙身上得到印证。教廷曾经以这样的要求激怒了康熙，而后康熙下旨，禁止任何宣教活动，驱赶宣教士出境。
有意思的是，尽管康熙在1724年下令禁教，天主教还是在中国扎下根，到1800年，天主教徒在中国大约有25万的秘密信徒，到1900年大约有100万的秘密信徒。
C天主教17-19世纪的神学取向
尽管外面的环境险恶，但问题还是出在内部。那时刚刚经历宗教改革，教会分裂，接着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挑战，虽然有不少宣教团体和传教的工作，但各派系之间的竞争，甚至在工场上的神父也不一定听命于教廷，其中以耶稣会最为突出，这使得教廷不敢冒险去翻译中文圣经。简单的说，这不单是历史的问题，根源在于神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这种拖延症给了新教占得先机的机会。
3.《和合本》圣经之前的中文圣经
最早的新教中文旧新约圣经是由英国浸信传道会的宣教士马殊曼（1768-1837），和曾担任葡萄牙政府翻译官的沙拉（1781-1835），于1822年在印度完成的。取名为马殊曼译本，但这部圣经的中文水平不高，结果流传不广。
马殊曼的儿子马格兰曾经评论这部译本说，译本瑕疵太多，因为翻译时各种条件不利，因此不能避免这些缺点。又谈到他的父亲花了大量的精力放在这项事工上，是否值得，让他觉得遗憾。
马礼逊是英国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他于1807年到达广州，然后学习中文和翻译圣经，经过16年的努力，在同工米怜和中国同工梁发的帮助下，于1823年出版了马礼逊译本的旧新约圣经。比马殊曼译本晚了一年，这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这个译本的新约部分，是参照了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白日陞的译本，马礼逊来中国之前，在大英博物馆内抄录了这份译本。在1814年1月11日，马礼逊给英国圣经公会的信中也提到：
福音书、末尾的书信和启示录，都是我自己翻译的，全卷的中间部分是建基于某位不知名的作者，其敬虔的译作存在英国博物馆中。我自由地修改，对我认为有需要的地方加以补充，而且我愉快地记下从我未认识的前人的努力中所获得的好处。
相对于马殊曼译本，马礼逊译本得到更大的重视。原因很明显，因为马殊曼在印度工作，能够帮助他的中国人极为有限，而马礼逊长期居住在中国，因此对中文和地方俚语有相当的认识。虽然译本并不完善，却打开了在他以前任何都人都以为不可能有中文圣经的局面。而后，有几十种译本相继面世。
4.和合本圣经
在众多中文圣经中，和合本圣经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销量最高，使用时间最久的译本。几乎可以说，在大部分华人信徒心中，这是唯一“正统”的译本，但是这个译本如何产生的经过，我们却不清楚。
A和合本圣经的背景
马礼逊译本后，有很多不同的译本面世，有些是福音书单行本，有些只有新约圣经，也有些是整本旧新约圣经，也有以不同的地方方言翻译的。例如上海、宁波、广州、潮州等方言圣经，但当中多半是宣教士个人，或是其所代表的差会努力的成果。因此翻译上也难免带着宣教士的个人背景或宗派神学色彩，译经者之间也存在神学上的差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有关神名字的翻译。大多数英国宣教士倾向用上帝这个词，而大多数美国宣教士倾向用神这个字，这就是神与上帝译名之争。还有关于如何翻译水礼这个字，浸信会的人翻译为浸，而其他宗派则翻译为洗，有关译名的争论，先后持续了几十年。在19世纪末，由新教宣教士所译的不同译本就有十本之多，因此宣教士都意识到，如果福音工作能继续在中国顺利推行，就需要联合所有差会和宣教士的力量，有一个统一的中文圣经译本，这也是19世纪末来华宣教士的首要使命。
来自不同国家和差会的宣教士，在马礼逊译本出版后不久，便有意联合出版一本统一的中文圣经。于1843年，由各差会委派代表成立一个翻译圣经的委员会，所以这个译本后来叫《委办译本》。经过十年时间，于1853年整本旧新约的《委办译本》完成了，期间经历了译者的离世、疾病、意外、被杀等艰难，更经历了宣教士之间的意见不统一，差点叫翻译工作中断。翻译到马太福音1章23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节经文时，出现严重分歧，大部分主张用神字，也有部分宣教士坚持用上帝这个字。其后无数的会议、辩论、信件往来，甚至有位宣教士为这个问题写了一本300页的书来解释，还有人因此退出这个委员会，自行翻译圣经。
《委办译本》所面对的困难，可以让我们明白那个时期，要有一本统一的中文圣经是何等的困难。
B和合本圣经的产生
委办译本出版后，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有一本人人皆可读的圣经，因为这个译本是用当时士大夫所用的文言文翻译的。相对于当时最多只有一半成年男子和不到两成的妇女识字率，可以想像这个译本只能供极少数人阅读。
19世纪末，差会和不同地区的圣经公会，再一次因着要出版统一的圣经召开会议。但是大部分的宣教士都希望将委办译本比较深奥的文言文翻译成浅显的文体，结果很多已经习惯了委办译本的宣教士当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译本古典文雅，不需要有另外的译本。当时美国圣经公会驻华代理人海格思曾形容当时的会议情况：
在大会中，很多传教士倾向只有一部译本，不要太深奥也不要太浅白，他们相信这样足够了。但还有一大部分人，主要是英国人，对委办译本相当执着，因为他们使用次数太多，太熟悉了，坚持说这个是最好的，不需要做太多修改。
为了照顾这些有影响力的宣教士，最后委员会决定出版一部深文理和浅文理的和合本圣经，并且在这两个版本以外，还决定再出版一个译本，叫官话版的和合本圣经。官话指官方标准话，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普通话。在那些习惯了文言文的学者和宣教士眼中，官话不够分量去承载神的道，但是官话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日常用语，所以委员会决定在这两个版本以外，另加一项任务，就是翻译官话版和合本圣经。
要出版一本统一的中文圣经，已经是非常艰难的事，更何况在同一时间内，把资源一分为三，就连当时很多参与翻译的宣教士，也表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在神的带领下，三部文体的和合本圣经先后出版，特别是官话版的，一开始是最不被重视的，到最后在历史上被证实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文圣经译本。
1919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同时藉着在大学生中流行的《新青年》等刊物，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影响力逐渐扩展到全国，中国的书写文体，从文言文转变成白话文。而1919年正好是官话版和合本圣经出版的时间，官话版也随着白话文运动在信徒中普及，而深文理和浅文理的和合本却渐渐被淘汰。而且官话版的白话文圣经对于当时白话文体裁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当这些人推广白话文时，结果发现圣经有现成的文体，而且还是如此的优美，就拿来当范本使用，影响了白话文运动。
我们当为手中的这本和合本圣经感谢上帝，也要感激这些为翻译献上一生精力的宣教士。翻译官话版的宣教士有白汉理（1825-1903），杨格非（1831-1912），文书田（1847-1914），富善（1835-1925），狄考文（1836-1900）等16人。从开始翻译到最后出版，只有富善一人在世。
5.和合本圣经以后的中文圣经
和合本出版后，并不意味着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就停止了，继续有宣教士，特别是华人学者的相继兴起，有更多翻译工作的进行，以求更接近原文的意思。
第一部全由华人翻译的圣经是现代中文译本，1979年由许牧世、周联华、骆维仁、王成章、焦明等学者，以现代英文译本为蓝本，以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则翻译的。另外有吕振中于1970年，独力把整本圣经翻译成中文圣经的学者。还有集合多位学者，根据原文圣经，经历多年翻译而成的圣经新译本于1993年出版，是现在除了和合本圣经以外，最被普遍使用的中文圣经。另外还有最新的译本叫新汉语译本，于2014年出版的。
华人教会在宣教士为主导的年代，很多中文圣经都是外国的圣经公会所出版的，后来圣经出版的责任落在香港和台湾等地的圣经公会。1987年爱德印刷厂于南京成立，专门负责印制圣经，特别是简体字的和合本圣经。
从1823年马礼逊译本出版开始，历史学家顾长声估计在中国印刷的圣经总数超过三亿本，在两百年前，谁会知道有今天这一幕呢？当马礼逊坐船来华的时候，那艘船的船长问他：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自己可以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陋习吗？马礼逊回答说：我不能，但我期望神能做成这一切。
总结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对神充满感恩，也对来到中国拓荒的宣教士充满感激。正是他们满怀着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基督的爱，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中华大地，也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我们才能脱离偶像崇拜，成为上帝的子民。
如果我们细看历史，从马礼逊1807年来华到1949年中共接手大陆政权为止，中国的新教信徒大约70万，天主教徒有350万。老实说，天主教当时的宣教工作，做的比新教好，因为他们有统一的行政，加上他们的信徒从康熙时期就已经秘密发展起来的。这是民国时期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原因。但形式在后面产生变化，因为中共对教会行政组织的摧毁，再加上天主教没有官方的中文圣经，结果新教因为有圣经的缘故，就像当初在罗马帝国压迫下的初期教会一样，得以快速扩张，结果反使新教在如今的中国占得先机，这不得不感叹神的护理是如此的奇妙。
资料来源：
圣经论——郭文池
